中国古代富豪大多两种出身：一是贪官;二是靠经营智慧而成巨富的商人。贪官大都没好下场，和珅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然而，那些靠勤劳、智慧发家的巨贾们，结局却各不相同。
1、第一富翁——伍秉鉴(1769—1843年)：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
《华尔街日报》对于伍秉鉴的评价是这样的：“他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伍秉鉴是清代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员。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伍家的怡和行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伍家似乎要比其他行商更精于投资之道，很快就积累了巨额的财富。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有人估算这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意味着，即使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这个家庭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家庭。
伍国莹被外商称为“浩官”，这个商名也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了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上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伍国莹的儿子伍秉鉴继承了伍家怡和洋行的业务。正是他使怡和洋行成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
伍秉鉴将十三行带入巅峰。伍秉鉴被西方商人认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但是也说“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据说他有一个红色的顶戴，但他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穿一下。
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美国商人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所以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把波士顿商人找来，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对他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朋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着他就把借据撕碎，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
7.2万银元是什么概念呢?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时一艘远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携带的货物总价也不过10万银元左右。伍秉鉴的这个举动让“伍浩官”的豪爽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
伍家除了和美国商人关系密切，也同英国行号有着紧密的联系，伍家能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伍家怡和行在中外商界都是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英国行号查顿·马地臣行，其中文行名就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号，称“怡和洋行”。
在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他的富有在当时举世瞩目。西方学者称其为“天下第一大富翁”，怡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十三行和“伍浩官”，不但造就了繁荣的外贸和富有的行商群体，同时也在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等交流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明朝巨贪——刘瑾(1451—1510)：明代正德朝大宦官，《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其收受贿赂所得据说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收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白银20万公斤。
刘瑾(1451—1510)，陕西兴平人，本姓谈，他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官居內宫司礼监掌印。他因从小侍奉太子朱厚燳，即后来的明武宗。深得武宗的信任和护佑，从正德元年到五年，以皇帝陪侍的身份，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操纵朝政，把持内阁，安插“六部”，同时还掌管明朝最精锐的皇家卫队――锦衣卫和特务组织――东厂、西厂，并建立了权力高于锦衣卫和东厂的私家特务组织――内行厂。当时有“立的皇帝”之称。他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合成“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 他不但排陷异己，陷害忠良。而且利用权势，肆意贪污。他大量贪污国库银两。还公然受贿索贿，大搞钱权交易。各地官员朝觐至京，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动辄白银千两，有的高达万两。凡官员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给他送礼。凡善行贿者，往往都官运亨通。此外，他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据《明武宗实录》记载，刘瑾“用侍郎韩福，肆虐湖广，馈银至十余万两”。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公元1510年的四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七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恶贯满盈的刘瑾因谋反获罪，判罚凌迟。按当时的刑律，凌迟刀数为3357刀，头一日先剐357刀，剐出的肉片如大指甲般大小。刘瑾受刑那天，过去被刘瑾诬陷杀害的人家，纷纷以一钱买下从刘瑾身上切下的一小片肉，祭祀被冤死者，甚至有人生吃刘瑾被割成细条和小片的肉，以解心头之恨。
那么，刘瑾究竟贪污受贿了多少金钱呢?
主要有三个版本：一是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折合现币约38亿元)。其它珍宝细软无法统计。二是根据陈洪谟的《继世纪闻》记载：刘瑾被抄出的家产，有黄金1205.78万两(按最新国际黄金牌价每克306元计算达1153.24亿元);白银2.59亿两(按最新国际白银牌价每克6.5元计算达526。5亿元)。总计：1679.74亿元。三是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补篇》记载，明武宗朱厚照带人亲自查抄刘瑾家产后，共得“金二千九百八十七万两(折合当今人民币2837.2亿元)，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余万两(合2.59亿两526.5亿元)，仅此两项合计就高达3363.7亿元。另外还有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这些财富相对于当时明朝10年以上的国库收入(国家财政收入)。
3、清朝巨贪——和珅(1750年—1799年)：清代乾隆时大贪官，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其事迹不再赘述，仅提一句，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难怪时谚要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了。
根据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做著的《庸庵笔记》，其中的一段名《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所记载：
和珅被查抄的家产名录如下：
一、现金资产
1、赤金(24K)：金库存58000两，上房内2500两、大金元宝一百个每个1000两、金宝塔一座二十六公，夹墙内26000两，几样合计：186900两
2、现银：地窖内100万两，银库内银元宝(每只10两)五万五千六百，上房内大银元宝五百个(每个1000两)合计：6556000
3、京果(银)五百八十三万个、苏果(银)三百一十五万个
4、洋钱(银元)五万八千块
清朝的计量单位为16两，当时的一两合现在0.625两，合31.25克。那么和坤的现金资产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为：
根据2006年1月12日9：10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黄金价格140.9元。那么，和坤贪污的黄金按今天的牌价，折算为人民币为8.2亿人民币;根据华北金属网公布的近期白银价格为：3400—3600/公斤，约为人民币3.5元/克，那么和坤贪污的白银折价人民币为：2.27亿元人民币;京果、苏果 按每个0.1两算，约1000万人民币;洋钱价格目前为60至120(剔除文物价值),我们定为80元/枚，和珅贪污的洋钱价值为: 464万人民币。
那么和珅贪污的现金资产折算成当今的人民币为: 8.2+2.27+0.1+0.05=10.62亿元人民币。
二、房地产
1、花园一所，亭台二十座;2、正屋一所，十三进，七百三十间;3、东屋一所，七进，三百六十间;4、西屋一所，七进，三百五十间;5、私设挡子房一所，七百三十间;6、另有花园二所，亭台100座。
合计和珅共有房产2170间，按清朝官府样式，每间平均约为20平方米。那么和坤的房产面积为:2170*20=43400平方米。
按目前北京主城区的花园别墅的价格(10000元/平米)计算，和珅的房产价值为：43400*10000=4.3元亿人民币。另外,花园、亭台现在无法估价。
三、地产
1、田地八千顷，合800000亩，按目前中等以上城市征用土地价格为：4万，和坤的土地价值：800000*40000=32000000000(320亿人民币)
四、企业
1、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2、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两处本银合计折价为人民币：(600000+800000)*31.25*3.5=153125000元(1.5亿人民币)。
五、玉器
1、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2、玉磬二十块;3、玉如意一百三十柄4、镶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5、玉鼻烟壶四十八个;6、玉带头一百三十件;7、玉碗十三桌、玉瓶三十个;———–因表上罗列太多，不一一赘述，且价值无法估算。
六、珠宝
1、珍珠手串二百三十串;2、大东珠十粒;3、大映红宝石十块，重二百八十斤;4、小映红宝石八十块;5、映蓝宝石四十块;6、红宝石九十颗;以上珠宝价值，应当请专家估算。
七、其它
1、银碗七十二桌、银筷子五百双、金筷子二百双、金匙六十个、银匙三百八十个;
2、镂金八宝瓶十个、钟四百六十个、镂金八宝床及镂金八宝坑三十架;
3、绸缎一万四千三百匹、大红呢八百板、五色呢四百五十板、狐皮六百张、紫貂皮八百张——-还有太多无法一一记录。
以上物品，价格昂贵，无法估算。
根据可以折算的财物，和珅的家产为：10.62+4.3+320+1.5=336.4亿人民币，这些资产尚不包括无法估算的花园、亭台、珠宝、字画、文物、及银行、当铺的经营所得。
如果按内务府的估价，和坤的家产在8亿两白银，合人民币：875亿人民币。按内务府的说法，这笔钱可以抵得上两次庚子赔款的数额。
4、红顶商人——张弼士(1841-1916) 白手起家的华人首富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华南一带，尤其是广东、福建、广西地区，曾出现过几次迁移南洋的浪潮，他们成为今天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华人的祖先。而在开拓南洋的事业中，张弼士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张弼士，原名肇燮，字粥士，别名振勋，清道光21年(1841)生于广东省大埔县西河镇黄堂乡车轮坪村。张弼士小时家境贫寒，父亲张兰轩是乡村塾师兼业余医生，因此他为数不多的学识，也都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
清咸丰8年(1858)，张弼士家乡遭受严重灾荒，不少人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张弼士当时18岁，在乡村竹坊做竹工，便与乡人邀约，飘洋过海谋生，几经周折，到了南洋荷属巴达维亚城(简称巴城，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起始，他寄食于大埔会馆，后经人介绍，到温氏米行当店员。过了不久，老板看他勤恳麻利，精明过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兼且忠厚老实，可以信赖，即起用他为帐房，并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几年后，老板病逝，张弼士夫妇继承了他的资产。
有了一定的资产基础后，张弼士开始显示非凡的经营实业奇才。
首先，他抽出一部分资产，开设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并承办了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捐务，随后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资产很快得到了较大的扩充。
接着，他把目光投入了垦殖开发。当时，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抓住这一时机，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这一事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八处，雇工近万人。
在经营垦殖开发的同时，他积极捕捉机会创办各类实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开采锡矿，赚了一笔大钱;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深受广大华侨欢迎和依赖，业务得到很大发展;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住宅，大力发展房地产事业;组织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发网，国内的名贵药材多经张氏药行批销海外，海外名贵药材及西药，亦多经张氏药行批销回国，沟通了海内外药材市场。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获得了惊人的利润，他的资产便在这一时期，积累到了最高点，1869年，张弼士的财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成为华人世界的首富。
百年事业融于“张裕”
尽管在海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之如所有中国人特有的习性一样，张弼士将自己事业归根于祖国，他认为只有在国内取得成功才算真正的成功。因此，他多次拒绝了当时英荷属殖民地政府的封官赏赐，而将自己的事业放回到中国。
据史料验证，张弼士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
但张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他在山东烟台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这几乎是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但之如很多历史重大事件的起因往往事出偶然一样，张弼士创办张裕酿酒公司，也纯系意外。
1890年，张弼士任巴城商务领事时，有一次参加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席间，人们对所饮法国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名酒大为赞赏，法国领事为此大谈酒经，并对张弼士说，此酒用法国波尔多地区盛产的葡萄酿造，如用中国山东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造，酒质并不逊色。张弼士问其为何所知，法国领事犹豫片刻后告之说，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也是其中一员，法军驻屯天津附近时，他曾与其它士兵一起，到烟台采集了大批葡萄回营，用随军携带的小型压榨机压汁酿造，味道香醇，酒质与法国白兰地可相为媲美。当时，法国官兵曾议论，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争山东，好在烟台设厂酿酒。张弼士大为震惊，将此事默记心中。
1891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张弼士借此机会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确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考察完毕后他立即决定投资300万两白银，开辟3000亩葡萄园，并从德、法、意等国引进的120多个优质葡萄品种，红红火火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最大和世界第三大的葡萄酒工业园基地，成立了以其姓氏“张”开头，以“裕”取意祖国昌隆兴裕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为了达到一流生产的目的，张弼士特地聘请了美国工程师卫林士、日本工程师小松等参与兴建厂房、进口机械设备;并先后聘请奥国著名技师，驻台领事哇务男爵，意大利酒师巴迪士多奇驻厂，按西法酿制葡萄酒。经过10多年的艰苦经营，张裕酿酒公司终于成为中国最早采用现代化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其生产的张裕酒色泽金黄透明，酒质甘醇幽香，被称为与茅台同名的中国八大名酒之一。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题词“品重醴泉”，以示嘉勉;而康有为也曾下榻烟台张裕别墅，并写下了“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的诗句。1914年1月20日注册商标张裕“双麒麟牌”的葡萄酒横空出世。
但张裕葡萄酒名留史册的最大原因，还在于他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博览会上的出色表现。1915年，著名的巴拿马运河竣工，张弼士应美国总统威尔逊邀请，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为此，“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送展了4种葡萄酒，他们分别是“可雅白兰地”、“红葡萄酒”、“味美思”和“雷司令”。
没想到此次参展正应了中国的古话：“藏在深屋无人知，一朝揭纱天下惊”。在博览会上，张裕酒一举夺得了一个金奖三个优等奖!这是中华民族的产品在世界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也因此故，获得金奖的“可雅白兰地”此后便一直被称作：金奖白兰地，他也打破了洋酒不可战胜的神话!
比胡雪岩更成功的红顶商人
在张弼士的财富史上，政治是两个无法剥离的文字。这位在面见慈禧太后时都享有免跪特权的传奇商人，在他大半辈子的经商生涯中，也一直游离于政治的边缘，成为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同时期唯一可与他相比的是路人皆知、比他年长18岁的胡雪岩，但张弼士却做得比胡雪岩更成功，当1885年胡雪岩在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时，张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业的最高端，而张弼士在1916年逝世时，他同样享有与胡雪岩天壤之别的待遇：当他的灵枢自巴城经过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殖民政府都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则亲往凭吊;当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两岸群众均摆设牲仪致奠;甚至于孙中山先生在得知噩耗后，还特派代表送挽联：“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
5、西汉权臣——邓通：西汉文帝宠臣，凭借与汉文帝的特殊关系，垄断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景帝即位，旋失宠，被收。限于名气之大，想不入选都难。
邓通，西汉文帝宠臣，凭借谄媚奉承，垄断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公元前156年汉景帝继位，因早年邓通得罪过当年的太子，汉景帝便以过境采矿的罪名，罢了邓通的官，没收其全部财产，邓通从此又成了最穷的人，最后饿死于雅安。
年轻力壮的邓通一路行来并不觉得车马之劳，因其性情诚谨，擅长划船，不久就被征召到皇宫里做了黄头郎，专职掌管行船。
汉文帝刘恒为人仁孝宽厚，但也免不了帝王的通病，信鬼神、好长生、梦登天。一次，文帝做梦想上天，却无论怎样都登不上去，这时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把他推了上去，他回头看到黄头郎穿了一件横腰的单短衫，衣带系结在背后。梦醒后文帝前往未央宫西边苍池中的渐台，私下用眼光寻找梦中推他上天的黄头郎，看到邓通衣带从后面穿结，正如梦中所见。及至召问他姓名，姓邓名通，音近“登通”。文帝听后十分高兴，之后一天比一天地宠他。邓通个性温和、谨慎，不喜欢张扬，更不善于交际，文帝虽然几次赐他休假，但他还是不出去玩。于是文帝前后赏赐邓通十几次，累计有亿万钱之多。
有一天，文帝命令一个善于看相的人为邓通相面。相人说：“邓通的命会穷困饿死。”文帝说：“能使邓通富有的于我，怎么说他会贫困呢?”于是将邓通家乡附近的大小铜山(在今四川荥经县境内的严道山)都赏赐给他，准许他铸钱。
邓通被文帝赏赐了家乡的大小铜山用来铸钱的消息传到老家后，亲朋邻里奔走相告。年已古稀的父亲十分感念皇上的恩德，带领几个女儿和女婿雇工匠在铜山一带采铜、烧炭、铸钱，严格遵照邓通的嘱咐，每一个钱都要精工细作，又从不在铸钱时掺杂铅、铁而取巧谋利，因而制作出的邓通钱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上自王公大臣，中至豪商巨贾，下到贩夫走卒，无不喜爱邓通钱。吴国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以质地优良取胜。这一时期，吴国与邓通所铸的钱币流遍全国。一時“邓氏钱，布天下”。
景帝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晚年的邓通只好寄居在他人家里，至死不名一钱。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一旦落难，竟与乞丐一样，身无分文，最后竟应了许负的话，饿死街头。
6、世家大族——梁冀：东汉外戚，两个妹妹皆为皇后，广敛财富，鸩杀皇帝，时称“跋扈将军”。汉桓帝时被收，缴得家财30亿多。曾挤身于《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的中国巨富行列，合当入选。
梁冀出身世家大族，先祖时曾协助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父梁商，妹为汉顺帝皇后。梁冀是没有皇冠的皇帝，富有天下，拥有封户三万，大造官郧。梁冀的妻子叫孙寿，是一个很妖艳的女人，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也可以称得上千古一怪。孙寿也要与丈夫比高低，大造宅第，封君、食租邑，岁入五千万。梁冀私生活荒淫放荡，孙寿也同样荒淫放荡，她曾与梁冀所爱的“监奴”秦宫私通，但是她又本着女性的妒忌，干涉梁冀的私生活。梁冀曾与美女友通期私通，孙寿得知，派人抓住友通期，扯头发、刮面孔、打板子，甚至要将事闹到朝廷上去。
梁冀做了二十多年的大将军，穷奢极欲，为所欲为达到了极点;权重势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朝廷内外所有官吏无不畏惧，无不俯首听命，乃至连皇帝也不能过问任何政事。这二十多年是东汉外戚掌权的鼎盛时期，也是梁冀及其家族的“黄金时代”。然而，盛极转衰，在这个“鼎盛”的背后埋伏着梁氏覆灭的危机。
梁冀作恶愈多，梁氏统治垮台的日子也就愈近了。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这时桓帝已二十八岁，再不是当年的十五岁娃娃了。桓帝利用这时机，将宦官唐衡单独拉到厕所里问道：“朝廷里有谁与梁家不对头?”唐衡回答说：“单超、左倌、徐璜、具瑗都忿疾梁氏专横。”于是，桓帝急呼单超、左倌入密室，对他们说：“将军梁冀家族把握朝政，宫廷内外都为他们所控制，大臣都由他们指使，我想除掉他们，你们看怎么样?”单超等回答说：“梁氏是国家的奸贼，早就应该除掉。臣下智低力弱，不知圣上意思如何?”桓帝说：“我早就想好了，你们好好地密谋一下。”单超等回答说：“灭梁氏并不难，就怕陛下犹豫不决。”桓帝说：“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了!”
恰恰在这时又发生了梁冀派人杀贵人邓猛的母亲宣的事件。邓猛的父亲是邓香，邓香死后，其妻宣又嫁给梁纪。梁纪是梁冀妻孙寿的舅父。邓猛为桓帝所爱，升为贵人。梁冀为了巩固他的权势，就认邓猛为女，改姓梁。但是又怕邓猛的家族得势，而与梁氏分庭抗礼。所以先杀了邓猛的姐姐的女婿议郎邴尊，后又要杀邓猛的母亲宣。事发后，邓猛的母亲宣向桓帝告发，于是桓帝就派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带兵围攻梁冀宅，捕捉河南尹梁胤，梁家及其妻孙家，无论长幼皆弃市。梁冀家产全部没收，官家拍卖，合价三十余亿钱，供朝廷之用，可减天下税租之半。
7、营国巨商——吕不韦(约前292-约前235)：战国时期阳翟大商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据说连秦始皇都是其“掉包”的私生子，应该说，凭此传奇业绩挤身“十大”当之无愧!
吕不韦乳名吕春山，学名吕天才，商名吕长江，官名吕不韦。他从小就有着过人的天赋，5岁上学念书，10岁通知天文地理，13岁精通社会道德，即随父“行商坐贾”。吕忠义为阳翟的商人，在城内经营名贵中药材。吕不韦随父经营中药材时，觉得经营珠宝利大，就做起了高级珠宝生意。他走南闯北，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小小年纪便成了赵国首都邯郸的首富。在一次生意中，他结识了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吕不韦认为异人“奇货可居”，日后可在他身上做一笔大生意。
吕不韦回到家中问父亲，种地能有几分利润?父亲说“十倍”。做细药、珠宝生意呢?父亲答“百倍”。如果立一个国君、建立一个国家呢?父亲兴奋地说道：“如果真能那样，那么利润就是千倍、万倍，甚至用数字无法计算。”
吕不韦旋即回到阳翟，拿出300斤在当时极其名贵的龙灵芝和一批珠宝翠玉，急匆匆赶往秦国。在秦国，他用100斤龙灵芝和部分珠宝翠玉，说通了华阳夫人，又用50斤龙灵芝和部分珠宝买通了秦国的重要大臣，让他们拥立异人为太子。
吕不韦回到邯郸后，买通了赵国的大臣，把异人保护在吕氏商府中。他把自己已有身孕的爱妾赵氏，充当黄花大闺女献给异人为妻。他又为异人改名子楚，将其偷偷送回秦国。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安国君守孝一年后，加冕才3天就突发疾病去世了。子楚继位，号秦庄襄王。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邑蓝田(今陕西)十二县俸禄，又在洛阳赐10万户业银。吕不韦这笔生意，正如吕忠义所言，利千万倍，用数字无法计算。
秦王嬴政13岁继王位，吕不韦掌握朝中大权，与嫪毐、赵氏共谋，向卫国发兵，取赵、魏之地，西占三川，北设太原、河北数郡。吕不韦还在洛阳、南阳、信阳、濮阳、阳翟修府设郡，大肆扩张，为日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吕不韦有钱有势之后，不忘自己的出生地阳翟，派人回家乡大兴土木，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遗址。
8、斗富全胜——石崇：西晋著名富翁，其财富来源系任荆州刺史时拦劫沿途客商而得。最经典的故事是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大获全胜，可谓“富可敌国”也毫不夸张。盖因不懂“外不露富”的古训，终为一才妓绿珠破财，最后连命也搭上。限于名气之大，当然获选。
石崇是西晋人，那是一个讲排场讲出身的时代。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石崇是西晋人，那是一个讲排场讲出身的时代。石崇很富有，非常富有。但是仅仅富有并不是土豪，所以，石崇还很会炫富，不仅出手阔绰，而且花样百出。
石崇的厕所修建得华美绝伦，准备了各种的香水、香膏给客人洗手、抹脸。经常得有十多个女仆恭立侍候，一律穿着锦绣，打扮得艳丽夺目，列队侍候客人上厕所。客人上过了厕所，这些婢女要客人把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脱下，侍候他们换上了新衣才让他们出去。凡上过厕所，衣服就不能再穿了，以致客人大多不好意思如厕。
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也是个著名的土豪。听说石崇是头号土豪，他很不服气，于是两人展开了土豪竞赛。
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舅舅比不过，晋武帝决定自己亲自出马。一次，外国进贡火浣布，晋武帝制成衣衫，穿着去了石崇那里。石崇故意穿着平常的衣服，却让从奴五十人都穿火浣衫迎接武帝。皇帝老儿看了，惭愧难当。
土豪因为有钱爱炫，高调但是缺乏权力支撑，所以往往为自己招祸，以至于下场很惨。
石崇后来因被诬告造反杀于东市，临死前他说：“这些人，还不是为了贪我的钱财!”
9、富可敌国——沈万三(1330年～1376年)：名富，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其孙卷入蓝玉之案被充军云南，财产没收。其财富来源一说为海上贸易所得，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得国际贸易商人。
从明代起，沈万三几乎就成了富翁的代名词。嘉靖年间严嵩掌权，浙江嘉兴县一位丙辰进士花了两万三千两银子买得吏部考功司主事，惹得当时人称之为“沈万三官”。万历年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里，潘金莲一再嚷嚷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此话的意思是说，任何事情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像南京沈万三有名气，北京枯柳树有影子，想要掩盖也掩盖不了。沈万三真可说是名播大江南北，妇孺皆知。
沈万三的确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物，究竟“富”到什么程度?据《明史》记载，说沈万三奖励他的私塾教师：“每文成，酬白金以镒计。”白金即白银，一“镒”即二十两，仅一篇文章就付如此高的报酬，沈万三的家底可见一斑。朱元璋实施筑城计划时，单造砖单位便涉及一部(工部)、三卫(驻军卫所)、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个县，另有三个镇。而沈万三一人便负责从洪武门到水西门十馀公里长的城墙，工程量占整个工程的三分之一。明代孔迩的《云焦馆纪谈》说，沈氏“有田数十顷，凿渠引水以供酒需”，意思是沈家酿酒引水，都需用田数十顷，如此家产令人咋舌。明人田艺蘅也在《留青日札》里写道：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说要代其出犒银。朱元璋有意刁难：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万三豪爽应答：愿每军犒金一两!据此，今人或许能够明白，沈万三为何能号称“江南首富”了。
沈万三究竟是如何致富的，一直是个谜。最具传奇色彩、也是流传最广泛的说法，当属“聚宝盆”一说。说是沈万三贫时，见一农夫携蛙百馀，他便好心买来放生。哪知第二天，他看见众蛙聚在一个瓦盆内没有散去，于是将瓦盆带回家，用来洗手。一次，他妻子洗手时不慎将一支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沈万三由是富甲天下，传说南京中华门的古称聚宝门的名称也源出于此。也有称沈万三会“点金术”，能够点物成金，因此黄金源源不断。另外还有分财说，元代吴江一带有一个名叫陆德源的富家，沈万三为他管账治财。后来陆看破红尘，离家出游，将万贯家财拱手送给沈万三，沈万三由此一跃成为“江南富族”。此外，还有沈万三由渔翁而得乌鸦石或马蹄金等传说，都非常神奇。
据说，沈万三富起来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因筑城墙有功，他的两个儿子被朱元璋封了官。但不久，沈万三却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馀生。
1979年修订本《辞源》记载：“沈万三，明吴兴人，字仲荣。后移居苏州。巨富，称江南第一家。朱元璋建都南京，召见，令岁献白金千锭，黄金百斤。甲马钱谷，多取资其家。其后以罪发戍云南(一说辽阳)，子孙仍为富户。万三豪富事，民间传说甚盛，但诸书记载互有出入，已难详定。”
10、富甲陶朱——范蠡(前536-前448)：春秋末期人，即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当然入选。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时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的计策的，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但是齐国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陶朱公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即”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的。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尽是抛出。
陶朱公生长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产品是市场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农业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气候不同，产量了就不同，对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所以满足农业需要、为农业服务，就成为他经商的主要方向。他根据季节规律，提早储备物资，即所谓”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就是说，像作战之前要做好准备一样，根据季节的需要(时用)就可以预知市场所需要的商品(知物)。
季节和气候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引用我国早已有的一条关于气候变化的规律性的古语，作为预知农业丰歉的依据。这条古语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这是说，每六年有一年风调雨顺的上好年景，也有一个旱年，每十二年有个大旱年，也有一个水年。
根据这个规律，他丰年就大胆收进。因为不会年年丰收，收进的货物不愁没有机会售出。同样，在大旱年物价上涨时，他就尽量抛售，不愁以后没有进货的机会。就这样，他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收年谷贱伤农与饥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陶朱公的故事告诉我们，气候资源的变化会造成丰收与歉收两种状况，对人们都有不利影响，并且通过商品交流这种不利影响会扩展到全国、全社会，但是，只要人们掌握了这个规律性，采用商业手段，通过贱买贵卖，是可以协调的。陶朱公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注意到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农业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在该领域的对策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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